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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第7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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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第7版修订版)

I S B N :7301110529 作    者: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 出版时间: 2011-10-12 版    次:初版 开    本:16开 包    张: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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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第7版修订版)》内容简介

'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潜心力作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第7版在保留原文精华的基础上.融入了时新的研究成果.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图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名著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才思横溢,整部著作风格前后一贯,令您在颇具历史韵律的行文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本书分八个部分,四十四个章节,主要讲述了世界历史的进化,世界文明的发展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作者着眼于全球,侧重于那些有影响的、促进历史发展的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原始社会、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的原始文明、欧亚以外的世界、地区分割后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崛起、西方人统治的世界、西方的衰落与成功等八个主要的部分。重点突出,主题鲜明,着重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即(1)欧洲扩张的根源;(2)欧洲扩张前的儒家文化、穆斯林和其它非欧洲的世界;(3)欧洲扩张的各个历史时期:伊比利亚时期,荷兰、法国、英国时期,沙俄时期。本书为下册。'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第7版修订版)》目录

'第五编公元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第18章西方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第19章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第20章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第2l章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第六编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一1763年
第22章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第23章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24章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25章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
第七编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26章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27章欧洲的政治革命
第28章俄国
第29章中东
第30章印度
第31章中国和日本
第32章非洲
第33章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第34章波利尼西亚
第35章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第八编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第36章**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37章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第38章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第39章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第40章走向战争,1929―1939年
第41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第42章诸帝国的终止
第43章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第44章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词汇表
索引
编后记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例如,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自然也生活在一个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是一个由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结束了这种霸权,世界地图上一些庞大的欧洲帝国的消失便证明了这一点。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从根本上起了变化,从而反映了已在20世纪中叶以前出现的这一新世界。我们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传统的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为了理解变化了的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尽管伴有种种精神求索的阵痛,但世界却完成了自己从旧到新的转变。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历史协会的出现、《世界历史杂志》的问世以及本书第l版的出版,皆证实了这种转变。这又使我们回到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几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答案与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的无处不在,显见于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种种巨大的问题”中。例如,20世纪末叶的学生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脸困惑地趴在木制书桌上想,如果这时遭到核弹的袭击,这些脆弱的木制东西如何抵挡得住呢?地球母亲已产生人类生命;这一代的学生不仅要面对威胁人类生命的新危险,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地球母亲的危险。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JaquesCoust.eau)已发出警告:“人类在20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在先前全部人类历史中造成的还要多。”同样,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机构”也于1989年下结论说:“到1999年,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将要到来。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要么团结起来共同扭转危机,要么陷入环境恶化和社会解体的恶性循环。”。由于物种与星球毁灭的黯淡前景,题有诸如《美国世纪的终结》、《世界的终结》、《未来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之类书名的一系列著作已相继出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过是长长物种链上的小小一环,那么这些令人沮丧的书名也许是对的。现在地球上大约有4000万个不同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而在此前的不同时期曾经有50亿到400亿个物种。也就是说,只有1‰的物种存活了下来,而99.9%的物种都灭绝了。这一纪录似乎为目前上述“终结”系列著作的热销提供了统计学上的支持。不过,这种统计却具有误导性,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例如冰川世纪中发生的那些变化。相反,被赋予高级智能的人类则能够通过使用火种、缝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来让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因此,人类是能够使环境适应自己的需要,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奴仆的****的物种。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的关系变化来予以戏剧性的说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令人恐惧的一种,它*初出现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远东,8世纪时被传播到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散布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往其他大陆迁移,天花病毒杀死了无数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诸岛的岛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种族灭绝的惨祸。其实,天花病毒也曾在欧洲肆虐,并*终吞噬了欧洲大陆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Jenne)发现接种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所以,天花与人类的关系给完全颠倒过来了。已知的*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77年的索马里。1980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科学家们一度建议把实验室中余留的若干种类的天花病毒样本也彻底毁掉,以防止它们传播开来。但是人们延迟了做出这一*后决定的时间,因为这些病毒可能会对将来的研究有用。现在,科学家们已制造出无害的天花DNA片段,并有完整的基因草图可供研究,这样,天花病毒的样本存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一致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定为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和消灭)它。由此可见,人类已俨然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高统治者。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WernerHeisenberg)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次在世界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首要地位乃我们当今全球性隐忧与恐惧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这种与我们的内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对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要求人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同时,它还要求用正确的伦理导向来确保知识被运用于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学革命兴起的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曾提到过科学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种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这种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电视节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学(I~ordham)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发现,我们对于培根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是在青少年自杀率、失业率、吸毒率、高中学生辍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美国社会健康指数从1970年的75点降到1991年的36点――就连该年度报告的主编都称这一下降是“可怕的”。社会健康状况中的这种“可怕的”恶化并不只限于美国。海洋地理学家雅克.库斯托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散步时带了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类似库斯托的这种经历俯拾皆是。无论是在巴黎、雅典,还是在洛杉矶、墨西哥,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库斯托由此开始探究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中总结出:“控制这种破坏性的消费主义不是个人的义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不是生态治国论者,绝不是。但是当你在街上开车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你不会认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护你。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学中不会有同样的事情?责任要靠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美德来维系。”。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毛泽东于1949年开始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则的时候。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当培根强调新兴的科学必须被用于“改善生活”,而不是为了诸如“追逐名利、争夺权位”之类的“卑微目的”时,他已经直面了这一问题。培根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以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吗?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须首先提高经济效率以使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难道人们还必须无视个人、社会和生态的代价而一味强调经济生产率吗?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人类尚未给予应有的考虑。也正是由于这一疏忽,才使得盲目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全球泛滥,正如库斯托在巴黎散步时所发现的那样。这种躲闪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因而,人类现在正无可奈何地致力于寻找避免成为“经济动物”的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寻找一个“伦理罗盘”来引导技术的发展。这是人类遇到的一个巨大挑战――人类昙花一现的生涯中的*大挑战。迄今为止,人类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环境,从而获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这一地位的获得,又随着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社会与环境的退化中,人类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在过去反复经历并成功地应对了种种挑战一样,人类也正在应对今天的挑战。因此,处于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Shmelev)建议他的同胞们不要害怕失去他们“意识形态的纯洁”。甚至在占优势的种种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以多种供选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包括强调不受约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美国形态,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形态,以及不同程度地将国家计划经济、被互相连接起来的联合大企业、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和政府对以出口为目的的国内工业的资助结合在一起的正在扩散的亚洲经济形态。这种多样性表明:21世纪不仅面临着巨大危险,而且还拥有巨大潜力。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魔法师的水晶球,不能确定无疑地预知将来,但是,他们能比较确定地预测到,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地狱,而是一个拥有各种可能性的世纪。至于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够实现则取决于这本书的读者,你们在未来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现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骗式的乌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忧天式的悲观预言,现在到了对现存的惯例和制度做一个冷静的再评价的时候了,我们应当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抛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这正是当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本书才有了这个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一再评价的过程,从而实现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抛弃他所反对的“卑微目的”。斯塔夫里阿诺斯
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他1913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希腊人的后裔。他先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和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University)获得史学学士、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他先在加拿大金斯顿(Kingston)昆士大学(QueensUniversity)、美国麻省北安普顿(Northampton)的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执教,从1946年起,他就任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连续执教27年,直至1973年退休。退休后,他又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系兼职教授,直至1992年他79岁时才停止大学教学活动。他在**线从事世界史教学40多年,培养了一大批世界史学者。他和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被誉为开创了“美国世界史教学的两位加拿大人”。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生学术成果斐然,他生前共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有影响的有:《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BalkansSince1453,1956)、《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TheWordSince1500:AGlobalHistory,1966)、《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TheWordto1500:AGlobalHistory,1970)、《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JifelinefromOurPast:AWorldHistory,1989)、《1500年前的人类史诗》(EpicofManto1500:ACollectionofReadings)、《现代人的史诗》(EpicofModernMan:ACol―lectionofReadings)、《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GlobalRift:TheThirdWorldComesofAge,1981)等等。他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分别于1951年获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1953年获福特杰出教师(FordFaculty)奖、1967年获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Foundation)奖,他还获过其他多种奖励和学术荣誉。但真正给斯塔夫里阿诺斯带来世界学术声誉的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l世纪》(以下简称《全球通史》)。《全球通史》可以说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实践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真正的奠基之作。《全球通史》出版后,很快成为美国*畅销的图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将它选为教材或参考教材。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全球通史》也特别重视,在30年中,先后于1975、1982、1988、1991、1995、1999年6次对本书修订和不断地完善。特别要提出的是他85岁时做的第6次修订,也就是1999版的修订。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99版致读者的前言《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中认为,“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依据“新世界需要新史学”的理由,作者对《全球通史》从章节到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补充,突出了人权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全球醒觉和“科技影响力”对21世纪人类历史的影响。1999年版出版发行后,继续风靡世界史学界,被誉为世界史研究中“经典中的经典”。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由吴象婴和梁赤民先生翻译,分别于1988和1992年在上海出版。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和伯尔尼版权公约后,特别是1999年版《全球通史》英文版出版后,北大出版社就积极和.PrenticeHall联系版权。而PrenticeHall也在寻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出版《全球通史》的中译本。经过磋商,2002年2月11日,北京大学出版社与Pren―ticeHau签署《全球通史》中文版的出版合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新版的《全球通史》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分赞同。我们希望斯塔夫阿里诺斯写一篇新的序言,并希望他对中国2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意义以及对2l世纪世界的影响发表他的真知灼见。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历史学大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不但关注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也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99版的前言中,他写道:“21世纪前夜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和革新,而当今遍布全球的变革则证明了这种革新的广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坚定的革命者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他是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健康原因,我们一直未能收到他的序言。2004年3月23日,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加州逝世,终年9l岁。1999年的新版成了他的《全球通史》的*终定本。得到他逝世的消息后,我们为未能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时完成翻译和出版而感到自责,也为未能得到他的序言而深感遗憾。为了缅怀斯塔夫里阿诺斯,让更多的读者能了解他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的“全球史学观”,更好地学习《全球通史》,2004年5月14日,北大出版社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Prentice.Hall是培生集团的一员)签署了在中国内地影印英文版的出版合同。《全球通史》的具体翻译组织、影印和编辑由我社主要负责外版书的培文教育文化公司操作。2004年7月和2005年1月,北大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全球通史》的英文影印版和中译本。北大版的中译本第1版由董书慧、王昶等翻译,徐正源、鲁心茵、尹明明等也参加了部分正文、插图和地图的翻译。不能回避的是,由于《全球通史》分卷本的中文译本已出版,译者较多地参用了吴象婴、梁赤民先生的译文,加上译者的知识结构等其他各种原因,译本并不十分理想。此次《全球通史》中文修订版,由于原译者出国或其他原因,我们有幸请到了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先生主持修订版的工作。他们两位是*早将《全球通史》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的译者。两位先生对全书进行了严谨的修改和审校,有的章节在恢复他们原译本的基础上再次修订,力求使译文更加准确、更加完美。他们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和钻研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审校者和我社的编辑密切合作,查找了大量参考资料,不但修改了译文中不够准确或理解有误的地方,还订正了原版书个别数据上的错讹,保证了修订版的译文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修订版即将付梓之际,我们特别要感谢吴象婴、梁赤民两位先生卓越有效的工作和谦虚宽厚的胸怀,使我们的合作在争论和愉快中完成。必须指出的是,《全球通史》中译修订版中,还有翻译不准确、甚至有误的地方。世界在快速变化,语言也在不断演进,从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即使译者中外文的水平再高,也常会发生大大小小的错误。就如同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的:“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这次修订版中“失真和走样的地方”,我们欢迎学术界和读者提出批评建议,我们的目标是经过不断的努力,力求使《全球通史》的中译本更加完美。在北大出版社中译本第1版的《全球通史》中,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刘德斌教授、高毅教授撰写了中肯而发人深省的序言。他们的精彩的观点连同这本书一起引发了诸多学者再一轮的思考和研究。修订版继续收录他们的序言,并对他们再次表示感谢。《全球通史》因其精彩的内容而更广泛地泽被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中文版自2005年1月出版以来,吸引了大量读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书已经多次重印,英文影印版也多次重印。许多读者给我们来邮件、写信和打电话,有的给我们热情鼓励、有的对译文提出质疑、有的指出书中的疏漏。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在此修订版中均给以回应,并在此衷心感谢广大读者对北大出版社和本书的关注和爱护。“新世界需要新史学”,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留给后人的箴言,他为21世纪读者写的《全球通史》给学界确立了一个典范,也为全球读者留下了一笔精神文化财富。斯人已逝,唯言永在!让我们在新世纪、新时代从《全球通史》中得到更多的历史学的启示和期待!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教育文化有限公司2006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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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第7版修订版)》试阅

建立这一以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来自中亚(而闪米特阿拉伯人则来自阿拉伯半岛)、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数世纪里,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断地徙人中东富饶地带。他们早在8世纪时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是充当雇佣兵。10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人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柱突厥人。这些新移民在1071年具有决定意义的曼齐克尔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廷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该边界已保护罗马和拜占廷帝国达1 400年之久。这一胜利使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成为塞尔柱帝国的一部分,只将西北角留给了拜占廷人。
  不过塞尔柱帝国后来也经历了衰落,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苏丹国。13世纪后期,一伙伙新来的突厥移民使局面变得愈益混乱,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尔柱帝国最西北的边缘地带,那里距分隔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还不到50英里。1299年,这伙人的首领,一个叫奥斯曼的人,向塞尔柱帝国最高统治者宣布他的独立;从这一低微阶段开始,以这位原无名气的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大帝国发展起来。
  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亚细亚夺取剩余的拜占廷地区。到1340年,整个小亚细亚已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加利波利建立要塞,从而获得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他们要想进攻欧洲,几乎找不到比这更有利的时机了。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衰落和分裂: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夺去了许多基督教国家居民的生命;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无力动弹(这场冲突的起讫日期颇值得注意:战争开始于1338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们对小亚细亚的征服;结束于1453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诸国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长期争斗,也无力反对土耳其人;巴尔干半岛则由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异教的鲍格米勒派三者间的宗教斗争,以及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廷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竞争而被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与小亚细亚一样,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农民也对其统治者极度不满,以致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或者不加抵抗。
  这些情况解释了奥斯曼人从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基地向外扩张所取得的惊人成功。1384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的领地团团包围。1453年,这座受围困的首都被攻占,从而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廷帝国的历史。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进犯穆斯林富国叙利亚和埃及。经过一场旋风似的大战,他们于1516年占领了叙利亚,次年占领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后阶段的征服是在中欧进行的。他们在著名的苏丹苏莱曼一世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一举击溃匈牙利君主国。3年后,苏莱曼率军围攻维也纳,但被打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骤雨阵阵,使他无法将笨重的火炮运至前线。土耳其人尽管受到这一挫折,但后来仍又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得克里特岛,并在此后10年中,占领了波兰的乌克兰。
  奥斯曼帝国在臻于鼎盛时,的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的中心地带是土耳其的小亚细亚,但大多数人口是由南面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西面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徒构成。奥斯曼帝国地跨三大洲,拥有人口5000万,而那时英国只有人口500万。无怪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一团日益旺盛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紧紧抓住,并继续燃烧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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